陈克礼先生的生前未曾见过面的好朋友马志仲（中间坐的）和陈阳光（左）陈月华（右）合影

    一、访问陈月华
    2009年年末，在陈克礼先生的家乡——襄城，我访问了陈克礼先生的女儿陈月华女士。这是我第二次见到她。
    第一次是在2008年的10月，我在马光援教授的陪同下，第一次拜访陈克礼先生的故乡——襄城，我们想先去拜谒陈克礼先生的墓，顺路见一下陈月华女士。我们在一个小广场附近见到了她。月华女士见我远道而来，很是热情，她说自己现在正上着班脱不开身，很是抱歉。
    我总想从月华的身上寻觅到先生的影子：陈月华中等身材，五十左右，或许更年轻些，衣着很普通，说话很爽快，中州口音。因为她还在“班上”，我们没有多交谈。只在那里照了张像。这对我说已经是很满足了——我终于见到了陈阿訇的后代了，月华走后，我还思索，她究竟哪里最像父亲呢？
    2009年12月我再次去襄城，陈月华依然在那个地方给人帮忙，虽然几年前就退休了，但待在家里很不自在，于是被一家眼睛店老板聘为经理，帮助他打理眼镜商店的生意。因为她工作认真负责，老板十分信任她。店里忙时，中午饭就让丈夫给送去。我这次是专门来采访他们的，月华夫妻就让我到家里吃饭。我也想找机会请她谈谈对父亲的印象。但她还是不得清闲，找个整时间都很难。好不容易请了假，我们才交谈起来。
    记得那时我才五岁吧，一个阿姨把我领进去，里面有很多孩子，哥哥比我大两三岁，他就直接上学了。我在幼儿园里生活得很好，有吃的。有时他们吃肉，我不知道，刚要吃，保育员就喊：不要给她吃，她是回民！
    我们所在的儿童教养院原来接收的是社会上的流浪儿，还有小偷什么的，后来收容了不少社会上的孤儿，改名为儿童福利院。我记得当时西安有个老干部，她没有孩子，就到福利院想领养一个，当时她挑上了我，还有一个小女孩。那个老干部拉着我的手，很喜欢我，对我特别亲热，当时我也乐意跟她走。哥哥就在门口看着我们，一个老师看见了他，就说，哎哎，这个女孩儿不行，她不是孤儿还有爸爸呢，这是她哥哥。这样那个干部就把我放开了。就去看另外一个女孩。
    第二天，那个女孩穿上新衣服被那个人领走时，我还很羡慕她。
    星期日或节日什么的福利院的老师就领着我们到附近的山上去玩，那里还有部队在集训，遇到不好走的地方，那些战士就用两手托着我们，让我们踩在他们的手上，我们很害怕，就扶着战士的头过去。
    我们好多孩子在一个大房间里睡一个大通铺，夜里有值班的老师。早上起来就去洗脸、刷牙，然后就吃早点。后来我该上学了，老师把我领到学校门口，让我进去，我使劲拽着阿姨的手，不敢进去不愿离开阿姨。阿姨说，这是学校，你得上学。这样我才很不情愿地离开了阿姨。上学后，我在学校里学跳舞唱歌，很高兴。
    1962年大概是春天吧，天气比较暖和了。一天，校长把我喊去说，月华，你爸爸来接你回家了。我听了一愣，当时还没反应过来，因为在我的记忆里爸爸妈妈的概念几乎没有了，就是老师。没听说过“爸爸”这个词。所以见到父亲时，我一直不敢上前，还是校长说，去呀，找爸爸去呀！我看着眼前这个戴着眼睛的人，笑着看着我，向我伸出手，我怯生生地走近前被他拉住了手，往我手里塞了几块水果糖。我们又在学校里转了转，我当时很不愿意离开儿童福利院，因为第二天我们还要到外边演出，而且我还是领舞的呢。是当天离开的还是第二天？我记不清楚了，总之父亲带着我和哥哥离开了西安儿童福利院。
    我和哥哥跟着爸爸走了很长的路才来到火车站，我们坐上火车，咣当咣当地我就睡着了，也不知道走了几天就到了家。我们回到家一看，我们住的四间东屋已被扒掉了一间，剩下的三间也都破烂不堪，有的顶子能看见天。屋门口有一个烧火的灶，一个破风箱，靠里边有张方桌子，还有条只剩半边腿的长凳，另一头耷拉在地上，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们只好去乡下找大伯和二伯，他们两家也不富裕，东凑一点西凑一点儿，先解决吃饭和睡觉的问题。我哥和父亲睡一个铺，我在靠南边睡。那时小，走得很累，不知不觉就睡下了。木板上没有褥子，就有两条破被子。后来父亲就弄来干草打成草垫子铺在铺板上，冬天也还比较暖和。我和哥哥又上学了，哥哥在一小继续上四年级，我在二小上一年级。二小离家远一些，放学晚了，哥哥还要接我回家。
    记得每天早上我还没醒呢，父亲就开始生火，拉风箱。给我们做饭，我们吃了饭就去上学。深夜我们都睡着了，父亲就开始写。那时家里没有电灯，点的是自己用墨水瓶做的一盏小油灯，瓶口上放上一个小铜钱灯芯从钱眼里出来。父亲眼睛本来就近视，写字时几乎眼睛都快挨上纸了。父亲中午要睡上一会儿。我有时看见父亲写那些很小的曲曲弯弯的字，我也不认识，后来才知道是阿拉伯文。他长年在硬板凳上坐着，屁股上长了疮，他就把一条腿蜷起来，只用半边屁股坐着写东西。他的疮一直就这么烂着，有时还流着脓水，父亲就找块破旧布垫在下面。我们见了都很心疼。
    大概是一九六二年夏天吧，我们跟父亲到叶县的马庄，父亲被那里的乡老聘为阿訇。我记得马庄清真寺就像一个大院，平时我们就在院子里玩儿。我只记得一个农民给了父亲一张羊皮。
    后来我们又回到襄城。由于生活困难，光靠政府救济也不成，父亲的一个朋友从甘肃寄来一些钱或衣服和小米，有时还寄来点豆子，父亲知道哥哥爱吃炒豆，就给他炒着吃。时间长了，父亲一从邮局取回东西，我们就知道又是甘肃的马叔叔给寄东西或钱来了。听父亲说这位好心的马叔叔叫马志仲，他们只是书信往来，谁都没见过谁。马叔叔先给父亲邮来一件黑毛的羊皮袄，因为生活困难没粮食吃，父亲忍痛把皮袄给当了。马叔叔知道后又给父亲寄了一件皮袄，我记得他还给我们家寄来一块被面。我们都很感激他，要不是这位好心的马叔叔，我们真不知道能不能活下来。
    一九六四年“四清”开始了，开始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父亲常被叫去学习，接受群众批判。在此前，有一次县里召开少数民族座谈会，让父亲参加，父亲不知道什么内容，开始还很高兴，回来后才知道是给他戴右派帽子。说他在北京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时讲的话定成右派。街道组织学习他也带我去，有时听着听着我就趴在他腿上睡着了。
    他一个人去水井挑水，衣服旧了就倒街上买点颜料，自己染染再穿，衣服破了自己补补。就是这样的生活，父亲还表现得很乐观。有时他带着我到城墙上散步，一边走嘴里还唱着京剧，我不知道他唱的是什么，但觉得挺好听的。那时襄城还有座瓮城，上到上面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以前襄城里住房没有现在这么密，有不少空地，还有菜园子、水井、水车什么的，人也没有现在这么多。记得有一次我跟着父亲出去，在大街上捡到一个粮本，我很高兴，因为我们家的粮食每月都不够吃，捡了这个粮本我们就不会再吃不饱了，但父亲说，谁家丢了粮本都会很着急的，我们还是把它送给失主吧。当时没有这个粮本就买不到粮食，有钱也不买到粮食，粮本就是一家人的生命线。那个人家姓买，见我们把粮本给送来了很感激。
    我们原先住的三间东房扒干净了，那块空地上我们就种上一些红薯，种上麦子。我记得还写过一篇作文。我的作文只要经父亲的手一修改，交上去准能被老师当成范文来读。我在上学时，很喜欢朗诵，我还到外边参加过比赛，得过奖哩！因为我为学校争了光，我才被批准加入了少先队。在这之前，我见别人都戴上了红领巾，非常羡慕，我问怎样才能入队，我积极争取就是入不了，因为父亲是右派。我戴上红领巾后高兴得不得了，还照了张像。现在我还留着这张照片呢。我小时候没穿过一件花衣服，一直到大一些了才第一次穿上一件带花的衣服，心里美极了。
    每个学期开始发了新书，哥哥的同学就拿着包好书皮的课本到我家，请父亲给写上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都知道父亲的毛笔字写得非常好。，每当这时，父亲的脸上便露出笑容，我们这个寒碜的小屋里也充满了生气。
    那时我们生活非常艰难，常常挨饿。北屋是奶奶的房，属于父亲和伯父共有，伯父把他那间让给了我们，我们就搬进了北屋。由于生活没有着落，父亲就把这三间东房给扒了卖了钱买粮食吃。家里生活实在困难，父亲又没有工作。他觉得自己空有本事什么事情都干不了，于是他给周总理写信，反映自己的情况，希望能有一份工作，发挥自己的才能。
    白天，父亲到菜园劳动，中午回来给我们做饭，空闲时，他就到附近不远的工人俱乐部报栏去看报纸。一九六六年春，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我们这里震感很强，晚上我们不敢在屋里睡觉，父亲一直在院子里守护着我，看着我安稳地睡下，他仍然不睡，那时他非常关注地震形势，好像还在思考着什么。
    大伯从青海回来后，一家人生活也很艰难，他做着一个小本生意，在街上卖羊肉，有一天，我给大伯送饭，大伯拿了一小块肉递给我：拿回家去。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给我们家的，那些年月一年也吃不上几次肉，我很高兴地跑回家，其实这肉是让我带给大伯母的，结果我们给吃了。大伯也没说什么，大伯很疼我，记得小时候我总爱咳嗽，一咳起来就没完，大伯见我咳得这么厉害，就背着我去了医院。当时父亲不在，他可能去北京了。他从吕朝光伯伯那里取回很多的书，装了满满一个大柳条箱。
    哥哥六年级毕业了，他学习成绩很好，考县一中是不成问题的，但老师说，即使你考上了，学校也不会录取你，因为你父亲是右派，家庭出身不好，上一个好中学都难。后来哥哥又考上了首山中学，但那所中学离家很远，需要住宿，每星期要从家里带上粮食到学校，可是家里生活这么困难，哪有粮食给他带呢？哥哥只好放弃。闲在家里不如找个工作这样还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但要在这小县城里找个工作是相当困难的。唯一的出路就是去农村当“知识青年”。1965年报纸上一直在宣传邢燕子、董加耕的事迹，号召有志气的青年到广大的农村去。哥哥报了名，然后就在县里集中学习了几天。哥哥出发那天，镇上敲锣打鼓地欢送城镇知识青年下乡。我和爸爸就到门口看。老远就看见哥哥胸前戴着大红花，高高兴兴地向我们走来，我忙让父亲看：“爸爸，您看我哥还戴着大红花呢！”这时哥哥也看见了我们，还冲着我们笑呢。可是父亲没有笑。他看着哥哥这么小就离开家心里非常难过，他把脸背过去，转身进院了，我一回头，见到父亲的眼里闪着泪花。他心里难过，哥哥刚刚十五岁，这正是该继续学习的年龄啊！但由于自己的问题影响了子女的前途，他怎么不伤心呢？但憨厚朴实的哥哥恐怕还不理解父亲的心情，也不知道农村是什么样，未来对他是吉还是凶，我们都还小，不理解父亲的心。
    送走了哥哥，父亲成天不言不语，过了没几天他独自去了哥哥下乡的地方王洛公社柿园张大队看他去了。那天很早父亲就动身了，步行几十里路，来到哥哥所在的张庄村找到了哥哥住的地方，正赶上哥哥吃中饭，其他下乡的青年都比他大，一般都是十七八岁的大小伙子。爸爸看了看哥哥睡的地方，哥哥给他盛了碗饭。这时上工的钟声敲响了，父亲也没再多呆就回来了。
    六六年我上五年级了，那时我已经转到了一小，这学校离家稍微近一些。一天我忽然看到了一张写我父亲的大字报，就贴在我们教室的对面，我看了心里难过极了，就贴在我们五三班的对面，同学们都看见了。我就觉得有无数根针扎我一样，非常难受。这个学校简直没法待了，我决定不再上学了。回家跟父亲一说，父亲不同意我休学。他说，你要考虑好，小学还没毕业就休学，将来会后悔一辈子的，我说不后悔。因为我学习不错，作文经常受老师表扬。老师也劝我：你这么小就休学了多可惜呀！我当时很拧脾气倔，说不上就不上了。在家还可以干点活，补贴家里的生活。当时，一个月的口粮吃不到月底就没了，不够吃就得花钱买。家里穷得丁当响，哪有钱买粮食啊。我不上学了，可以帮助爸爸挣点钱。我这么小能干什么呢？当时街道上组织人砸石头，把大块的石头砸成小碎块修路用。我就跟着爸爸一起去砸石头。一天下来也挣不到几毛钱，但就是这样的工作，也让我心里不痛快。除了砸石头，还砸过铁条（钢筋），用于做水泥电线杆的钢筋。街道上干这个的人很多。我们还要把砸完的小石子用车拉到铺路的工地上。当时是为了修那条“备战公路”。后来我又纺麻绳，用来捆烟叶用。一个女的冲我说：你是右派的女儿！我心里恨，但也不敢言语。我不干了，就在家做饭，给在菜园劳动的父亲送去，那时父亲在菜园推水车。
    白天父亲去街道接受劳动改造，晚上，我们睡下，他就在煤油灯下开始写作。我们住的石羊街那时全是大条石铺的路面，一下雨，路面光滑得很。可是一过车响声很大，尤其是夜间。我一觉醒来，他还在昏黄的油灯写作，墙上映着父亲弓着身子翘着腿、伏案疾书的身影，就像一尊雕塑。那一刻至今仍历历在目。这时候，年少无知的我总是天真地想：他还有多少字没写完？他怎么这么多作业？现在我才知道，那是父亲在作生命中的最后一搏！
    为了补贴家用，我还在北大街弹过棉花。那时就是只要能挣点钱就行，父亲戴了右派帽子后就经常被街道找去谈话，他除了去劳动，去看报很少出门，也很少跟别人说话，有人不理解，认为父亲架子大不爱理人。其实父亲是怕给人找麻烦，因为父亲时时都处于被人监视的状况。
    1966年父亲去了趟北京，进门时已经是清早了，他一进门我就叫他：爸，你回来啦。看样子他很疲惫，父亲是从许昌下的火车，可能是从许昌连夜走到家的。在北京，没钱住旅店就睡在公园里。
    1966年夏天第一次抄家时，我正在门口，那边来了一拨红卫兵，对面有个人就指着我们家说：她们家是右派，你们去她家！我一听马上往回跑，告诉爸爸红卫兵要抄家了，爸爸忙把几本阿文词典藏起来，当时也来不及想哪儿安全了，爸爸就把词典藏到房檐上。红卫兵进了屋就看见柳条箱里的书和父亲的文稿，动手就要拿。我知道这是父亲的心血，就挡住不让拿。一个红卫兵一把将我拉开，就把这些书和文稿都抄走了。还有我们全家唯一的一张合影也给抄走了。那张是在北京照的。妈妈抱着我，哥哥在中间。那张照片一直没找到。
    红卫兵走后，大妈过来了，她说，怎么没把重要的东西扔到倭瓜地里呀？扔那儿谁也不会注意了。我一看，果然是地里的大叶子遮挡着是不容易被发现。可是当时时间太紧了，我们几乎来不及想红卫兵就进来了。
    父亲最可惜的就是那些书稿和阿文词典，没有了词典就无法工作。他去县里找县里的“内务组”（即原先的民政局）去要自己的书稿，那里的人说没见到。我就去乡下找哥哥，我估计哥哥可能认识这些红卫兵。那时没有汽车，就凭两条腿走，见到哥哥我把红卫兵抄家的事情跟他说了，然后我们就一起回家。哥哥到了学校找到他的同学打听是哪一派人去我们家的，他的同学说不是他们去的。哥哥又问被抄的东西放在什么地方，他们也不知道。因为我知道，这些书和手稿是爸爸最重要的东西，爸爸不能没有书，不能失去这些手稿，这是他多年的心血！
    此前父亲把自己翻译的书稿是存放在马志仲那里的，后来因为父亲要进行修改，才让马志仲把那些书稿寄到襄城，但《圣训经》仍在马志仲伯伯那里，父亲去信告诉他好好保存。这样《圣训经》才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不然，那部凝聚着他多年心血的重要著作也难以问世了。（马纪堂写的《陈克礼传》第八章276至299页内容可以参考？）
    陈克礼与马志仲之间的友谊应该追述到二十多年前，那时马志仲是《伊联报》的热心读者，他们经常通信，虽然未见过面，但彼此书信往来很频繁，成了没见过面的好朋友。无论父亲是在北京住院，还是在陕北劳教，马伯伯都给过他经济上的支持。父亲回到老家，他们两人还是继续通信，为此马志仲伯伯也因父亲的案子被抓进了监狱，直到1980年父亲平反之后才被释放，老人在1990年？从甘肃的临夏来到河南，我们兄妹才见到这位善良、重情义、善良、给我们多年关爱和帮助的老人，我们还一起照了张像。像马志仲伯伯这样父亲的朋友，还有黄万钧伯伯，他在我们困难时也来过我们家，跟父亲谈完临走时往我手里塞了五块钱。那时的五块多值钱呐！我和父亲都不接，黄伯伯硬是把钱留下了。这些事，我都一一铭记在心。
    但父亲也有个别坏了良心的“朋友”，此人还是跟父亲有“换帖”之交的朋友，他经常到我们家来，父亲也把他当成最知己的朋友对待。他们之间几乎无话不谈，那人来了后，父亲就在屋子里背着手。走来走去慷慨激昂地发表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父亲是个胸怀坦荡的人，对不平的事情他都要发表议论，对文革乱批乱斗打人抄家他都发表自己的意见。结果父亲的这些言论都被这个人一一记下来，写在纸上秘密交给公安局。父亲的许多“反革命言论”都是由这个人给提供的。
    1969年初，街道又号召青年去农村，按当时的政策，家里有一个下乡的，父母身边可以留一个子女照顾老人。但那时我对下乡十分积极，也是受了文革形势的影响，不管不顾跟凑热闹似的就报了名。父亲每天要去劳动，要接受贫下中农小组的“批评帮助”，还得经常写检查。他的眼睛高度近视，屁股底下的疮一直不好，需要有人来照顾他。但我当时很不理解父亲的心，执意要下乡。父亲没办法只好由着我，这次下乡跟哥哥那时下乡不同，中学里的学生、城里没事情干的青年只要个人愿意报名都可以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一番。下乡国家给一些补助，大部分钱是给生产队，因为生产队要给我们盖房，还要供应我们第一年的粮食，其他一少部分给个人置办些生活用品。哥哥离开家的时候我看见父亲哭了，我走时，没敢跟他告别，怕他伤心。那时也没有汽车，我们是坐着生产队派来的马车走的。一路上大家高高兴兴，都把农村生活想得非常美好。我们下乡时大概是春节前吧，那年春节好像比较晚，是二月中旬了，可能是。一天中午，我们刚要吃饭，就听有人喊我：陈月华！你爸爸看你来啦！我心里一惊：父亲来了？这么远怎么来的啊！父亲见了我很高兴，他把帽子摘下，满头都是汗，头像刚揭锅的笼屉冒着热气。父亲一定又是起了个大早走来的！想到这儿，心里不禁一阵心酸。
    父亲问我生活还习惯吧？我点点头：习惯，没事的，你不用惦记。这时别人提醒我，小华还不快给你爸盛碗饭？我这才如梦方醒似的拿碗给爸爸盛上一碗“知青饭”。我见他吃得很香，父亲一定是很早出来的，肚子里空空的。从我们家到我插队的双庙公社化行大队差不多有30多里，父亲一个身体多病的人独自步行来看我，他是不放心啊！我当时毕竟还小，那时我还不到十六岁。刚到农村时，村里的人还以为我是跟着这些知青过来玩玩的呢，后来才知道我也是个“知青”，他们都很惊讶：这么小的孩子也下乡来呀！
    记得那年春节我们就是在农村过的。因为刚去，对一切都很新奇，看什么都有意思，也不怎么想家。父亲几天没见我，这次看见我说我长个儿了，我奇怪地问：才离开您几天呐就长个儿了？这时，上工的钟声响了，我急忙去拿工具准备下地干活。父亲也把帽子戴上站起身就往外走。我们知青都站好了队，我就赶紧插进队伍，父亲一个人站在远处看着。这时有人说：还不送送你爸？父亲忙说：不用，我马上走。我也没有送他。现在回想起来心里真是内疚，那时小，很不懂事。
    我第一次回家大概是六九年的夏天，随我一起到襄城的还有生产队的两个人。一进门，爸爸不在家，也不知干什么去了。我们等了会儿，父亲挑着水进来了。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没法招待同我一起来的客人，父亲也显得很无奈。当时正是落实“九大”精神，那天回家看了看就跟着生产队的人当天返回了，没在家住。
    第二次回家是为了收集鸡粪，我们襄城出产烟叶，种烟要先育苗，育苗就要上鸡粪。但农村鸡粪不多，生产队就叫我们知青回城去收集鸡粪。这次回来在家里住了两天，到了晚上，父亲把我叫到他身边，很郑重地对我说：“小华，我满脑子的东西都想教给你！知道吗，”我似懂又非懂地望着父亲，他又重复地说了一句：“真想把满脑子的东西都交给你！”
    我似乎明白了什么：“可是我不懂得阿拉伯文。”
    父亲的眼睛一亮：“我可以教你呀！你要是学，很快就能学会的。”说着就在家里唯一的那张桌子上，边写边教我念那些阿拉伯字母：“哎里辅，别帖些……”
    当时好像父亲很无奈很忧虑的样子。他是不是有了什么预感？我当时没往那边想。是啊，如果我不下乡，留在他身边，可以帮助他完成想做完的事情，当时我满脑子是革命革命，对父亲的关心很不够，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悔呀。
    文革开始后不久，街道上就开始乱批乱斗了，只要是“五类分子”都逃不掉。有一天，父亲从外边回来了，一只手里还拿着那个游斗时戴的纸糊的高帽子。我也不知道从哪来的一股怒气，一把就把那高帽子拿过来，狠狠地往地上一扔：“糟蹋人嘞！还戴这个破帽子干啥！”我一边大声说着一边用脚使劲地踩着帽子。这时一位好心的邻居急忙过来劝着：“小华，你可不能这样啊，让人听见可不得了呀！”我气哼哼地说：“我不怕！”
    父亲很无奈地摇摇头，从地上捡起被我踩扁了的高帽子：“明天还得用呢，弄坏了还得自己做。”
    我真不愿意再看到父亲受这样的侮辱，这也是我想下乡的原因之一。
    那天晚上，我躺下后，又见父亲一个人坐在那条瘸腿的长板凳上写着，墙上映出父亲半身巨大的黑影。
    谁知，这竟是我最后一次和父亲在一起，那一晚竟是我和爸爸的诀别！
    第二天我就回去了。大概是1970年的初夏天，那时全国性的“一打三反”运动开始了。（“一打三反运动”是文革期间一次全国性群众政治运动，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3日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简称为“一打三反”。）这次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以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为主，同时对一些文革中的刑事犯罪也给与了打击。运动从年初就在全国展开了。我在农村劳动，知青们除了劳动外也参加农村的批斗会。看到被捆绑着揪上台的那些人。我自然而然地又想起了父亲，不知父亲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那时，各个村、生产队都安有高音喇叭，全公社的活动都能听到。不知为什么那些天我总是想知道父亲的消息，但没人向我透露。
    一天，一个好心的大娘悄悄对我说：有时间回趟家吧，给你爸爸送点儿单衣服。那天我看见你爸爸在附近一个公社批斗，还穿这绒衣绒裤呢，大热的天，还穿那么厚的衣裳，汗流得满脸都是。
    我听了心里很为父亲担心，就请了假回家整理了一下父亲的衣服，找了几件父亲夏天穿的单衣，就到看押父亲的拘留所去了。走到门口看见站着的那个拿枪的警卫，我的两腿就直哆嗦，吓得我不敢上前。我那年十七岁，见了拿枪的就怕。我又拐到清真寺，见到龚贵生老人，我想托他给我父亲送去。老人答应了，我就又回农村了。过了好几年，我见到龚贵生老人时，老人很抱歉地对我说：你父亲的衣服我去送了，人家不让送，这不，还在这儿放着呢。
    又过了些日子，有一天那大概是个星期日，中午我在宿舍看书，就见宿舍里几个人背着我小声地嘀咕着。这些年我对什么都很敏感，只要见到有人在议论什么，就知道这是在说我们家的事，于是我拿著书就躲了出去。这时，一个跟我很不错的知青跟了出来，低声对我说：“小华，我说了你可要挺住啊。”一听这话我心里就明白不是什么好事。“你父亲今天上午在县里公审，完了后就给拉到刑场了。……”我的脑袋嗡地一下，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只听她在“小华！小华！”地叫我。
    “冷静点儿，小华。要不我陪你回去看看吧。”说完，我们步行往襄城赶。等赶到家天就快黑了。进了家满院子都是熬中药的味儿，大伯正病着。就听到有人冲我说：你回来了，快去吧公安局的正要找你们家的人呢！
    我听了很是生气，门口不时有人往里看。这时，县公安局的人来了，问我怎么办。我一肚子怒气正没地方撒呢，就冲他说：“人是你们杀的，你们瞧着办吧！”那人半天没说话，呆了一会儿就走了。
    天完全黑了，我独自一人呆在屋里，点上灯屋里一点儿不显亮，还是那么黑。我抚摸着父亲坐过的那条断了半边腿的旧板凳，仿佛上面还有爸爸的余温；我抚摸着黑忽忽的桌子，仿佛桌子上还有爸爸遗留的墨水；我拉了拉灶台边的风箱，仿佛爸爸刚刚把火熄灭。我的耳边似乎又响起爸爸的声音：小华，回来啦，饭在锅里趁热吃吧……
    我难过，我愤恨，我想哭，但又不敢哭。我使劲儿咬着牙，憋着，憋着……
    我的脑子乱得很，我也想哥哥，不知哥哥听到这个消息了没有。恍恍惚惚的又觉得父亲还在这世上，他没有离开我和哥哥，他也不会离开我们，我们都还小，都需要父亲的呵护。
    夜深了，四周死一般的安静，任何虫子的叫声都停止了。整个襄城都死一般的安静。
    爸爸！爸爸！！
    你——在——哪儿——？
    一声撕裂云天的呼叫从天际发出来，在我的心中回荡，回荡……
    天刚蒙蒙亮，我就离开了家，离开了爸爸工作居住的老屋。这一走我就再也没有回来。
    回到队里，几个大娘都围拢过来，队长也过来问。这时我再也忍不住了，大声地哭了起来。
    这一年的冬天似乎特别的冷，元旦过后，知青们陆续都回城和父母团圆了，我无处可去独自留在农村。到了腊月二十三“小年”，农村开始放鞭炮，那些鞭炮夹杂着刺耳的哨音，像针一样刺着我的心。我一个人在空荡荡的知青点里流泪，我想家，家已经不存在了；我想爸爸，爸爸也不在这世上了；我想哥哥，哥哥现在不知怎么样了？我又想起小时候的情景：我想起儿童教养院里的阿姨老师，我想起为她伴舞的小伙伴……。我什么都想，一直想得头疼才昏昏沉沉地睡过去。
    只有知青都从家里回来后，知青点里才又恢复了活力。大家议论著城里的各种事情，谈论着社会上出现的新鲜事。大家说得非常热闹，但这一切似乎都与我无关。
    知青们在农村呆的时间久了，就开始思念回城的事，大家都盼着过节，一过节，她们就可以回家了，回家听各种新闻，为自己回城托人找路子。而我最难过、最害怕的就是过节，尤其是春节。
    队长见我一个人在家没事干，就让我到邻村的生产队去打工。那里有个弹棉花作坊和一个磨面的房子，需要站在路边拉生意。冬天外面刮着西北风，站在冷风里等着招呼着顾客，天冷，村民都回家准备过年的东西了，很少有人来。我想，如果爸爸还在，我也可以回家了，想到这儿，泪水就止不住地往下流。
    不少有门路的知青陆续回城了，留在知青点上人日渐减少。大概是七三年的春节吧，我去找哥哥。这是我第一次到哥哥那里去，家里就我一个女孩子，只有我可以帮他洗洗涮涮，我帮哥哥拆洗被子，我们兄妹像是被这个世界遗弃的人，没人关心我们，没人敢关心我们，我们属于“可教育好的子女”，是人民共和国“另类公民”！我们不知道这痛苦的日子何时是头。有时我听到广播里播放《白毛女》时，尤其是听到后面那场乐曲就会联想到自己的命运。是啊，这难熬的日子什么时候是尽头？这受人冷眼的不平待遇何时才能结束！
    在叙述以往的经历时，陈月华，这个坚强的女性几次流泪。如果不是为了了解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我真不忍去触动她那颗已经受过伤害的心灵。我不知道中国有多少这样的支离破碎的家庭，他们都是怎么熬到今天的！